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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共和国科技档案·14]从“灭天花”到“战甲流”
2009-08-11

2009年7月22日,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在北京正式开始临床试验。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2009年7月22日,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在北京正式开始临床试验。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天花、伤寒、乙脑……一些上了年岁的人现在听到这些字眼还心有余悸,年轻人却难以体会这份恐惧背后的意味。1949年,中国人口预计平均寿命仅为35岁,如今已达72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中国60年疫苗研制所取得的一次次进步,在人体与疫病之间筑起一道道防线,坚强地护卫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如果评选2009年世界10个重大事件,甲型H1N1流感定会榜上有名。
这种起初被错误称为“猪流感”的病毒,4月24日在墨西哥暴发,短短3个月,几乎蔓延到世界所有国家。我国多个省份出现了“甲流”确诊病例。
“没什么可怕的,疫苗很快就出来了。”尽管专家预测“甲流”有可能入秋后在我国大暴发,但人们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镇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3年SARS以来建立的突发事件应急防御体系,以及几十年来逐步完善和提高的疫苗研制技术。
综观建国前至今的几十年疫病防治史,有人戏称这是由“大坟场”到“大战场”再到“大考场”之变局,背后彰显的是新中国疫苗研制水平和防疫能力的历史蜕变。

  消灭天花 举国从此无“麻脸”

“天花”是何物?50岁以下的中国人恐怕没几个知道。而在新中国成立前,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以万计。即便治愈,也会留下一张坑坑洼洼的“麻脸”。
“那时候一些偏远村寨里,有的村子一大半人都是‘麻脸’。”与各类病毒斗争了55年,年近8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仍清晰地记得“麻脸”人。
为对付天花,1950年国庆日结束不久,当时的政务院发布“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居民普遍种痘一次。10月12日,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对儿童种痘进行规定。这是我国针对传染病的第一个防治法规。
牛痘苗的生产任务交给卫生部的6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三年后,赵铠被分配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痘苗室工作。
制备牛痘苗是一个体力活。仅“剃毛”这一项就要4个男同志来完成。接下来种痘、看护、刮痘……整个过程要耗费30个人力。
粗略地算,一头牛身上刮下来的痘苗大致够10万人使用,一年“养牛”所得,可供全国1000万人接种。
然而,接种在牛背部和胸部的痘苗病毒,暴露在空气中,不可避免会含有细菌。在50年代,这是被允许的。可赵铠觉得这个技术得改进,他打算用鸡胚细胞培养新型痘苗。
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赵铠写了份申请材料,阐明了“用牛生产疫苗,牛不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会造成浪费”的道理。很快,用鸡胚细胞研究痘苗的提案得到了批准。不久,试验获得了成功。至此,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牛痘苗被淘汰掉了。
1962年,天花在我国境内彻底绝迹。
我国后来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里,有这样两句话:天花在中国的最后一次流行发生在云南沧源县,有672人染病;最后一个天花病人是云南西盟县人,名叫胡小发。
1979年12月9日,包括时任“北京所”所长章以浩在内的19个国家的21位委员,在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签字。那一天,与天花斗争了数个世纪的人类宣告大获全胜。

 毛蚶惹祸 甲肝疫苗终出炉

后来被称作“甲肝疫苗之父”的毛江森院士,根本没想到1988年上海的甲肝会发展得如此之烈。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两次大的病毒性疾病的流行曾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最近的一次是SARS,上一次就是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他回忆道。
1988年春节,上海市民中突然发生不明原因的呕吐、厌食、黄疸等症状的病例。一百多天内,将近30万人感染甲肝!
在甲肝的袭击下,纺织厂的许多机器停止了转动,商店里人员减少,营业时间被迫缩短。
按照医学规律,甲肝病毒感染的人数是患者的4倍,这意味着有150万人感染了病毒!而当时上海全部人口只有1200万。
上海这个令国人向往的大都市,一时间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不祥之地。
元凶很快被找到。原来发病的人大都食用了“毛蚶”——这种生长在河口和海湾泥沙中的贝类生物,一直是上海人餐桌上的美食。
来不及去想毛蚶是怎样受污染的,污染了的毛蚶又是怎样出现在上海街头的,卫生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就联合发出“禁止销售毛蚶”的通知。
治病救人和普及防治甲肝知识也同时展开。相关专家频频在电视台和电台中亮相,告诉公众甲肝病毒传播的真实情况以及相关预防知识,稳定情绪。
经过艰苦努力,夏初,上海甲肝风波基本平息。
就在上海告急的1988年,浙江传来好消息:我国甲肝减毒活疫种培育成功。这一凝结了毛江森10年心血的成果,意味着甲肝减毒疫苗指日可待。
毛江森又准备了4年。1992年起,人们终于接种上了他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H2株)。
现在,全国超过一亿人接种了这种疫苗。甲肝发病率以每年平均20%左右的速度下降。
80年代的河北唐山,针对甲肝疫苗的研究也在进行着。
1984年,一个叫尹卫东的基层防疫员拿着好不容易从老乡家收集来的大量大便标本,从唐山赶到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一年后,凭借这些病毒含量极高的标本,成功分离到甲肝病毒毒株。

1985年,刚成功分离出甲型肝炎病毒TZ84的尹卫东又回到唐山市防疫站,稍后开始了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制。
1985年,刚成功分离出甲型肝炎病毒TZ84的尹卫东又回到唐山市防疫站,稍后开始了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制。

  随后,河北省卫生厅和科技厅支持了他8万元,要求尽快在甲肝病毒毒株的基础上研制出甲肝诊断试剂。
“这笔钱在当时真的是太多了,足以见得省里对甲肝多重视、多着急。”如今,已是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尹卫东回忆说。
1995年底,尹卫东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合作,向国内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发起攻坚。1998年完成了临床前研究。4年后,甲肝灭活疫苗上市。

  非典到甲流 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之变

人们倾向于把2003年抗击“非典”比作一场全民族的“大战役”。医护人员冲在最前线,学校停课、工厂放假,医用“口罩”成了大街上的另类风景,“隔离”成了当年的流行词汇之一。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报告了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2003年春节开始,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伴着发烧症状迅速蔓延,死亡病例接二连三地出现。
以讹传讹让恐慌迅速蔓延。直到4月16日,这种由果子狸传染给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才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SARS。
病毒学家很快加入到这场战役中来。“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疫情还得靠疫苗。”尹卫东决定迅速启动SARS疫苗的研究,因为在一种新发传染病迅速流行而又没有特效药的时候,研制疫苗是最好也是最快捷的解决方法。
特事特办。4月24日尹卫东向中关村管委会“请缨”,4天后课题立项,5月3日就收到科技部拨来的专款。北京科兴立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中心一起,向SARS疫苗进军。这正是SARS发病人数激增的时期。
不到半年,临床前研究完成。当进展到在猴子身上做疫苗评价时,时任科技部部长的徐冠华打电话向课题组询问“猴发烧了没有?”
评价一个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要通过动物实验。给猴子注射了疫苗,再给它注射病毒,而猴子却不发病,就证明疫苗是有效的。部长此时的这句“玩笑话”,表现出当时从上到下盼疫苗的急切。
在举国调动资源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凭借20年来的研究积累和科技进步,我国SARS疫苗的研发走在了世界前列。2004年12月5日,北京科兴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个SARS疫苗一期临床试验。
岂料这时SARS冠状病毒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防不胜防,不能不防。就在2004年初SARS疫苗刚批准进入一期临床研究时,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暴发。有了前车之鉴,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迅速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8年4月2日,北京科兴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功完成人用禽流感疫苗二期临床研究。这种疫苗更像是社会“稳定剂”,告诉公众政府有能力保护人民的健康。
“禽流感刚消停,猪又闹事了。”2009年4月24日,媒体第一时间向全国人民播发“猪流感”在墨西哥暴发的消息。就在媒体不断提醒70℃以上的温度足以杀死病毒,可放心食用猪肉时,世卫组织更换了最初的命名。新名称叫“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基因片段的“三合一”。
“甲流”不到3个月就几乎蔓延到世界各地。我国多个省份出现病例。但这次人们却并不恐慌。

6月,世卫组织重配的病毒毒株陆续抵达各个国家。一旦获得毒株,就意味着可以开始着手研发疫苗。这一次,中国与世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从事疫苗研究55年的赵铠,已退居科研二线,而此刻,他的身份是“中国应对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专家委员会疫苗专家指导组组长”。
本着科学负责的态度,赵铠接受媒体采访时,总会说明一下:“一旦生产疫苗,将用于国家储备,应对今年秋冬季节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国家将根据疫情的发展及其危害程度统一调配。”但只要疫苗生产出来,就是给老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
回顾新世纪的这几场“斗争”,如果说SARS来袭时,我们是疲于应付、“亡羊补牢”,那么经历了禽流感再到“甲流”,则完全是“未雨绸缪”,储备疫苗“防患于未然”已深入国家的防疫思想。
目前,全国10家有资质生产流感疫苗的企业都在争分夺秒。作为其中之一,北京科兴7月22日开始的临床试验工作进展顺利,第一针接种及3天安全性观察结果初步显示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预防加治疗 新技术带来新希望

新中国60年的疫苗发展,极大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随着免疫学研究的深入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疫苗开发的思路越来越宽。
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基因工程疫苗,希望攻克癌症、艾滋病等人类目前束手无策的疾病。
2006年,美国默克公司生产的宫颈癌疫苗上市。有人推测,宫颈癌有可能成为人类根除的第一个肿瘤。
而艾滋病疫苗研究却陷入困境。2007年9月中旬,默克公司宣布耗时10年研制的艾滋病疫苗中期临床试验失败。月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决定停止一项耗资1.3亿美元的艾滋病疫苗试验。“人类可能永远找不到艾滋病疫苗”,英国《卫报》引述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的话表达悲观情绪。
中国没有放弃。那年12月1日的北京协和医院里,志愿者正在接种“天坛痘苗复合型艾滋病疫苗”,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这一试验改变了国际上用‘死疫苗’的设计路线,处在世界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最前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博士充满信心。
2009年4月24日,又一个“世界第一”诞生了。当天,科技部在北京发布,第三军医大学研制成功“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的胃病疫苗,也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疫苗。接种后,在胃肠道产生特异性的高效抗体,不得幽门螺杆菌引发的胃病,就能大大减少患胃癌的风险。而注射疫苗的成本仅为传统疗法的1/5至1/3。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治疗性疫苗”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未来的疫苗不仅可以防病,更可以治病。让我们乐观地期待,在不远的将来,“预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的结合应用将全面保护中国人的健康,人口寿命在现在平均72岁的基础上,实现又一个飞跃。

  原文链接: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81/kjrb/html/2009-08/11/content_34606.htm